拉响防空警报 回忆空袭往事——柳州民众同仇敌忾抗日寇

 

今天是九月十八号，85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有预谋的入侵我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那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14年的屈辱和黑暗，也开始了知耻而后勇的奋起和抗争。居安思危，勿忘国耻，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85周年，今天上午，龙城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以警示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柳州组织成立柳州各界抗日救国会，发出通电，痛斥日军的暴行；举办演讲、演唱，唤起民众爱国热情。随着日本侵华事态的加剧，柳州民众举行了一次次抗议集会，用行动支持抗日，并走上了抗日前线。

 

1932年3月，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柳州的爱国官兵和各界进步人士等，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组织中学生成立晨呼队，于清晨6时在各街道晨跑时，高呼抗日救亡口号。1933年9月，柳州举办了一次教育成绩展览大会，总务股文书干事廖熹甲为此编写了会歌，开头一句就是“国势危亡谁挽救？责任在我辈”。 
    从当时柳州通俗演讲所的工作报告中可看到，那时的公开演讲相当频繁，地点都在沙街、东门等人流密集区域，听众少则四五十人，多则近百人。演讲的内容有关国家政治大事的内容占了多数，诸如《马占山之全节反正》、《抑制日货》之类。虽然柳州远离东北，但人们开始从地方观念中走出来，关怀自己家园之外的世界。马占山嫩江之战等一系列与日战争，都成为了柳州人时常议论的话题。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柳州中小学教职员和中学生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筹备会很快成立。当年12月23日，即举行大会，发出通电，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分发宣言和告民众书，敦促政府出兵抗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1936年5月，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逝世，两广党政军要员云集广州悼念，并磋商决定：两广联合倒蒋，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但实际意在扳倒蒋介石。两广先头部队在粤湘、桂湘边界与蒋系中央军对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6月7日，柳州各界民众4000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各界代表在发言中，痛斥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发出声援和拥护两广联合抗日的通电。大会决定辖区全部学校停课，提前放暑假，学生到民间宣传抗日救国。 
    谁知不久，两广联合反蒋的局势突然间急转直下。蒋介石暗地里收买了粤军将领，大军未出省境，内部即被攻破。1936年9月，“两广事变”以蒋桂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结束，人民避免了一场兵灾，抗日宣传则因此更深入了民间。

1937年7月7日，日寇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7月14日，柳州各界集会声讨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的罪行，会后游行示威，通电抗议日军侵略行径。10月初，驻柳第七军北上抗日。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的广大柳州市民慷慨解囊，持续7年（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1月柳州沦陷）献金支援前线抗战。为了把献金常态化，1938年7月，柳州妇女抗敌后援会在闹市的显眼位置分别搭了“献金台”，台上面放着捐钱的箱子，每天上午八九时开始，就有人在这里用喇叭宣传。 
    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柳州市党史》记载，献金台每天都有人来献金。有一个卖菜的阿婆收摊路过，马上把当天的卖菜所得全部捐献了出来。还有一个卖唱的盲人阿叔，拿着一摞铜板，在旁人搀扶下走上献金台，把自己所有家当放进了捐款箱。献金台设在体育场、浮桥两岸、飞燕舞台等地方，仅仅3天就筹得30多万元。为使捐献活动持续开展，柳州当时还成立了劝捐工作队，经常深入到工厂、街道、旅社搞宣传。 
    当时，大型集会都在体育场举行。集会后，4人拉着一面几丈宽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走在最前面，大家一路游行，一路喊口号沿着街边走。一路上，很多人都踊跃往国旗上捐钱物，现场人挤人，比过年还热闹。柳州文史专家张兆金那年才四五岁，大姐带他上街玩，刚好撞见“国旗献金”。大姐那时刚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钱，身上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准备结婚用的金戒指。他姐当时看到游行队伍很激动，就把这个戒指丢进国旗里面。当时，张还觉得奇怪，姐姐怎么这么大方。后来，姐姐告诉他打日本鬼子多捐些子弹，就能让前方将士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所以应该捐。 
    据史料记载，那时，一到过节或者纪念日，总是搞献金活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也贯穿其中，把献金活动推向高潮，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1944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七周年“国旗献金”大游行。

当时，除了直接捐钱，柳州各个阶层的老百姓都尽自己所能，通过义演、义卖和义工等各种形式，为抗战献金作贡献。很多文艺团体，包括一些知名艺术家，公演所得的收入全部拿来捐献。比如当时柳州映山街的飞燕舞台，还有培新路上的一些大剧院，基本都搞义演。因为演出的都是柳州有名的演员，票价也特别贵，比平时高十几倍，但老百姓也愿意去看。 
    伤兵护运队和军人服务队等组织演出了《魔窟》，收入全部拿来捐献，用于购买负伤战士的蚊帐。当时妇女界公演的独幕剧《出征》、剧宣五队演出的《愁城记》，都掀起了义演的高潮。好多文人、画家还拿自己的作品来义卖。 
    学生虽然没有钱，但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一人从自己家拿来一筒米，凑在一起，在其中一个家里煮上一大锅粥，再煮点萝卜干、炒点小菜，出去卖粥筹钱。他们当时卖粥也比平时贵一倍，上街卖给打工的、过路的，大家也舍得买来吃，因为都晓得这是为了捐助前方抗战的将士。 
    1941年，抗日进入白热化阶段，柳州人民又掀起了捐飞机的热浪。到1942年，柳州市文艺界捐献了“文艺号”滑翔机，戏剧届捐献了“剧人号”滑翔机，柳江县妇女委员会捐献了“柳江县妇女号”滑翔机等。 
    为了存下钱来支持抗日，老百姓的生活过得非常节俭。当时，不光是在城里，在农村也到处贴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的口号。1942年2月，柳州一个乡的一帮农民挑了两千多斤谷子，捐给政府作为抗日用粮。两千多斤谷子够十几个人吃一个多月了，而当时的农民自己是吃不饱的，但为了爱国把自己的口粮也捐了出来，所以获得了第四站区司令部的嘉奖。

在抗日前方阵地，还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军队——广西学生军，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抗日战斗队。危难之际，柳州的一批知识青年加入学生军，从广西千里迢迢奔赴中原大地，转战大江南北，进行抗日救亡，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1937年10月5日，广西学生军在桂林正式成立（习惯称“广西第二届学生军”）。学生军招收知识青年组建而成，上前方担任战地宣传、救护、慰劳等工作。消息传出，龙城学子纷纷投笔从戎，报名者千余，最终有50多人参加了队伍。 
    学生军成立之后，在桂林李家村集训两个月，进行军事和战地宣传工作的训练，排练抗日歌剧等。集训结束后，12月中旬，出发北上，开赴鄂豫皖抗日前线。途经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以及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等学者先后给学生军作报告和演讲。学生军在武汉期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深入街头和公共场所，利用演讲、歌咏、演剧、漫画等形式进行宣传。他们还参加了武汉群众“保卫武汉”示威游行，同学们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伍前面作先导，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柳州姑娘，原名叫做“赵素娥”，后来改名为“艾侠”。艾侠家境贫寒，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母亲早逝。但她性格开朗，好学上进。抗战开始时，还是初二学生的艾侠，就积极参加进步老师组织的各种爱国活动，还参加了妇女抗日后援会的活动。1938年4月，已是学生军一员的艾侠随军开赴安徽省六安、合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学生军进入大别山区，活动于金寨县一带。艾侠曾任安徽学生军团指导员、区中队副指导员、区委委员。1940年春，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她和学生军中的地下党员带领进步群众，撤到皖东北新四军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年11月，随胡服（刘少奇）率领的“乌江大队”，从皖东北来到盐城，做了大量民运工作，并在当地沦陷后，开展敌后工作。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艾侠深入日伪刚撤离的大冈镇侦察敌情，由于奸细告密，不幸遭敌逮捕。她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仍坚贞不屈，并利用一切机会积极为党搜集情报，做周围伪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讲革命道理。11月初的一天深夜，艾侠被敌人用包着石灰的毛巾捂嘴，用绳子捆绑，推到土坑里活埋。她牺牲时仅有20岁。1943年，阜宁县罗蒲新四军阵亡将士纪念塔罗落成，在盐城县革命烈士墓碑中，刻上了艾侠的名字。 

    1938年11月广西组织第三届学生军时，柳州一带又有80多名青年学生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