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徐霞客开启万里遐征，历时30余年，足迹遍及包括今广西在内的16个省区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留下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柳州是徐霞客广西游历的重要节点，其游记中有关柳州的记载达2.2万余字，是柳州珍贵独特的历史文化标识。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十二日，徐霞客自桂林府城经永福县，沿洛清江而下，进入今柳州市境内。在历时36天的柳州行程中，他探山观水访洞，足迹遍及今柳州城区、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县，游记中记述的岩溶地貌、古迹名胜、城镇村居、民风民俗、摩崖石刻等，内容涵盖自然环境、人文社会诸多方面，为我们今日了解、考察、研究明代柳州的自然地理、城市风貌、经济产业、社会生活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柳州城区游线

据《徐霞客游记》记载，他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十四日从窑埠码头渡江，经东门进入柳州府城。在六月十七日的游记中，他写道“柳郡三面距江，故曰壶城。江自北来，复折而北去，南环而宽，北夹而束，有壶之形焉。子厚所谓‘江流曲似九回肠’也”，留下了目前所见关于柳州别称“壶城”的最早文字记载。

六月十八日，徐霞客曾慕名探寻柳州有名的胜景“罗池夜月”（后世称为“柳州古八景”之一）。在他的笔下，“大江东南有灯台山，魄悬台上而影浸池中，为此中绝景”。意即柳江东南面有个灯台山，每逢月亮高悬山头上时，月亮会倒映在罗池中，成为此处绝妙的美景。这是目前所见“罗池夜月”胜景最早的文字记载。

位于柳侯公园内的罗池，图左可见新月桥（熊春云摄于2022年5月2日）

在七月十三日的游记里，窑埠既是一个渡口，也是一个有着“村居数十家”的村落。窑埠附近的山坞中，竹林繁密，“森森俱碧玉翔烟，觉尘嚣之气俱尽”（竹林茂盛如同碧玉一般，枝叶间缭绕着轻烟，尘世的喧嚣烦扰之感全都消散了）。随后，他由窑埠村后登上今蟠龙山。在山上，他看到北面是陡峭的河谷；向西望去，柳州府城城墙上的矮墙纵横交错；向北眺望，江流奔腾绵延；向东则看到马鹿山、罗洞山等峰峦叠翠，一眼望去，所有景物尽收眼底。“四旁皆耸石云嘘，飞翠鸾舞，幽幻险烁，壶中之透别有天，世外之栖杳无地”。此次蟠龙山之行，徐霞客专程为探访“王氏山房”而来。“王氏山房”是明代柳州名士王启元、王启睿兄弟隐居读书之处。据乾隆《柳州府志》记载，王启元20岁时就博览通晓经书史籍，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乡试中中举，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后告老还乡，著书不辍。他的弟弟王启睿以明经身份被授为县佐，辞而不就，隐居在蟠龙岗（今蟠龙山），著有《蟠龙岗志》。这是目前所知柳州最早的一部以山体为名的专题志书，可惜久已失传。徐霞客的蟠龙山游踪，不仅记录了柳州的山水形胜，也折射出明代柳州文教兴盛、士人风骨和隐逸传统，是地方志研究的重要素材。

蟠龙山（左立双塔处）和灯台山（右）（李向瑜摄于2005年5月）

在柳州城区游历期间，徐霞客还探访了立鱼峰，留下了“山透腹环转，中空外达，八面玲珑，即桂林诸洞所不多见”的记述；登“附郭名岩”马鞍山，记录下岩溶地貌和摩崖石刻，其中南宋时期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方信孺的“钓台”摩崖石刻尤为徐霞客瞩目，遂有“左有崖上削，大篆‘钓台’二字，江遥潭隘，何堪羡鱼”之叹；及至由柳州府城前往融县途中，鹅山又以孤峰之态进入其笔端：“鹅山亭亭，独立旷野中，若为标焉。”在徐霞客笔下，鹅山不仅仅是一处自然山体，更是标示柳州城郊地理方位、承载一方山水记忆的地标性景观。

马鞍山西麓南宋方信孺题书的“钓台”摩崖（熊春云摄）

 二、柳城游线

柳城县是徐霞客从柳州府城前往融县的必经之地。他虽未在柳城县长时间驻足，却在日记中详实记述了融江、龙江在柳城段的水文情势，记录下罗岩（今称崖山）、乌鸾山、穿山（又名青凤山，今俗称为睡美人山）等山水胜迹，亦留下对旧县及柳城县县城的实地观感。这些翔实的实地记录，为今天柳城县发掘徐霞客文化遗存、梳理地域山水文脉，谋划县域特色旅游线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六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徐霞客自柳州府城出发，溯江而上，沿途见到“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迤逦间，忽石峰数十，挺立成队，峭削森罗，或隐或现。所异于阳朔、桂林者，彼则四顾皆石峰，无一土山相杂；此则如锥处囊中，犹觉有脱颖之异耳。柳江西北上，两涯多森削之石，虽石不当关，滩不倒壑，而芙蓉倩水之态，不若阳朔江中俱回崖突壑壁，亦不若洛容江中俱悬滩荒碛也”。这段记述，既是徐霞客对柳江流域岩溶地貌的细致考察与精准研判，也鲜明道出了柳州山水区别于桂林、阳朔的独特风貌，为我们认知本地山水禀赋、找准文旅差异化发展定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依据。

七月初十日，徐霞客从融县返程，再次途经柳城县。他在游记中记述了崖山一带的风景：“其岩层突沓斑驳，五色灿然”。随后，舟行经过大堡（今柳城县大埔集镇）、旧县、古城，抵达白沙湾，遥望江北有一座尖峰，“两角分东西起，峭拔特甚，其南丛山即县治所倚也”。此山即龙船山。他在日记中虽未记载山名，推测是当时未能问询得知，但他准确地记下该山的地貌特征，以及山的南侧峰丛即为县城所依托的地理格局。这些散见于游记中的山川、聚落记述，不仅是珍贵的地理史料，也为我们梳理徐霞客游线打卡点位、串联沿江文旅节点、开发江河观光、古城遗址研学等文旅项目，提供了可溯源的历史文化支撑。

三、融水游线

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二十三日，徐霞客经柳城县进入融县，至七月初九日离开，前后停留16天，留下了1.2万字游记文字。其中，他寓居真仙岩（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老君洞）13天，为其30年旅行生涯中在同一个岩洞里留居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融县期间，他对真仙岩、寿星岩、读学岩、刘公岩、安灵潭、灵寿溪等诸多岩洞和溪流，以及周边的岩溶地貌、文化胜迹进行考察，为当前融水苗族自治县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留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依据。

据徐霞客所抄录的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的摩崖石刻《真仙岩诗叙》记述，当地年高望重的老一辈人相传，太上老君南游来到融岭，感慨道：“这是洞天之中风景绝佳的地方。山石清润秀美，溪水清澈幽深，我不再向西远涉沙漠，要在此隐居。”随后，太上老君化身为石，此洞遂得名老君洞。相传，太上老君曾把金丹投入泉水之中，饮此水者能延年益寿，溪流遂名寿溪。溪水向东流淌十多里，流入灵寿村，村里百姓大多长寿，其中还有人活过三轮甲子（180岁）。徐霞客不仅完整抄录了老君洞相关摩崖石刻，还在游记中记述：“壁之东南，溯溪岸入其奥扃，则巨柱中悬，上缀珠旒宝络，下环白象、青牛，稍后则老君危然，须眉皓洁，晏坐而对之，皆玉乳之所融结，而洞之所以得名也。”他以实地所见的钟乳石景观，印证了老君洞流传久远的传说渊源与得名由来，将民间传说、石刻文字记载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使老君洞的山水形胜与人文传说得以借助游记文字流传后世，为后世研究当地宗教文化、民间文学、岩溶地貌留下多种互证的历史记录。

寓居真仙岩期间，徐霞客还记录下诸多摩崖石刻，“岩中碑刻甚多，非数日不能尽观。略可记者，元祐党籍碑、韩魏公像及魏公所书老杜《画鹘行》，端楷森严，可敬可爱。苏、黄字则散漫其中。”《元祐党籍碑》刻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八月，为北宋宰相、著名书法家蔡京所书。此为北宋末年皇朝内部党争激化的产物，为封建社会时代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实证。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变法，朝野形成新旧两党长期对峙。宋徽宗时期，权相蔡京借机党同伐异，于崇宁元年（1102年）将司马光、苏轼等反对新法的朝臣列为“元祐奸党”，初定120人名单刻碑公示。崇宁三年（1104年）再度扩大范围，总计录入309人，诏令全国州县统一立碑，借以禁锢异己朝臣。后因政局动荡、舆情沸腾，加之天象异动警示，崇宁五年（1106年）朝廷下诏尽数毁弃各地党籍碑，蔡京随之罢相，官方碑刻遂遭销毁。现存《元祐党籍碑》为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任融州知州时以家藏拓本重刻，曾置于真仙岩内。此后几经转移，1974年由融水苗族自治县文化馆收藏，现存于县民族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全国仅存的两方古代重刻《元祐党籍碑》之一（另一方在桂林市七星山龙隐岩）。

《元祐党籍碑》拓片

徐霞客在游记中辑录的多处真仙岩摩崖石刻，包括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融州知州韩休卿任上刻韩琦书杜甫《画鹘行》、同年唐容刻《真仙岩记游》、以及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胡邦用撰刻的《真仙岩诗叙》等，如今大多已湮没无存或仅存残碑。这些石刻原作虽已难觅其踪，但徐霞客当年实地抄录下来的文字，弥补了碑刻实物损毁造成的史料缺憾，成为留存至今的珍贵地方历史文化记忆，为研究融州古代石刻、地方文学、宗教文化与地方史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献佐证。

（熊春云撰稿）